中新经纬客户端9月28日电 题：《刘俏：建议启动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，将农民工等纳入》

作者 刘俏(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、院长)

中国经济当前的四个有利因素

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，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，它是一个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。在过去的40年，和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，肯定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探索，探索本身都是在直面重要的结构性问题。现在来看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怎么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，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。

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，有四个有利的方面，不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或者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所具备的。

第一，更彻底的改革、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。我们具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，大家从对外开放进一步的推进能感受到，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。

第二，“再工业化”(产业的数字化转型)——产业互联网。工业化本身是跟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连在一起的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产业数字化或者说再工业化的可能性。我把产业的数字化转型、产业互联网本身赋予再工业化的地位，毕竟我们有消费互联网的上半场。国内急需大量的数据，在应用场景方面有大量的算法，在不断地精细化过程当中，完全有可能倒逼产业的价值链重组，为产业进一步地提升效率，甚至新的产业崛起，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提供一些黄金机会。这一切，有助于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。

第三，“新基建”——“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”。新基建，工业化需要基础设施，这个基础设施跟产生的基础设施不太完全一样。包括数据中心、基站、未来云的计算设备等等，大量的投资，投入到运营当中，会为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来源。

第四，大国工业。中国的制造业占到GDP的27%、28%的左右，美国只有11%，在未来，我们争取把制造业的比例保持在20%以上，这可以成为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增速来源。

从三个关键点破题

REITs，或者说公募REITs，包括未来更大角度看不动产相关的资产、资本、资金，怎么扮演一些作用。有这三个关键点，也是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需要破题的问题。

关键点一：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，形成供应链闭环。

一般在国际贸易领域，评估一个国家在整个价值链的战略地位的时候，比较的是上游层，原材料、核心技术、核心部件占的比重越高，说明这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地位、战略优势越明显。

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做了一个大概的测算，根据大量的结构相比发现，在上游层次上处于劣势，参加全球价值链大量地依赖上游的进口。这一点是未来形成新发展格局里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怎么去形成供应链的闭环。

有研究显示，从中国零部件依赖外国供应商的比重看，虽然太阳光伏产能占全球市场的50%以上，但是现在还有15%的零部件需要靠进口，高铁10%左右的零部件需要靠进口。飞机、发动机和半导体，基本超过80%以上的零部件还是需要进口。这种情况下，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对研发，特别对一些投资周期很长的底层技术研发，其比例应该提高。补上底层技术、核心技术的短板，可能需要长年累月的投入。这是未来需要思考的事情。

关键点二：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——如何实现农民工的“市民化”？

关于中国的城市化率，我们做了一个分析，城市化率现在在60%左右，如果只考虑户籍人口，则比例只有45%。按历史数据模拟，城市常住人口，到2035年会到75%，甚至80%左右。

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未来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变迁，还有人口的流动，这种情况下，未来农民工或者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用什么方式完成？2017年农业贡献的GDP为7.92%，但是用了27%的劳动力人口，可以看出，城乡二元差距比较明显，人均效率是比较低的，全要素生产率(TFP)是比较低的。

光华思想力课题组预测2035年长期的远景目标的规划，其中农业占比3%左右，就业人口降到6%左右，意味着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，将会有超过20%的就业人口完成一个重新配置，他们需要配置到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端的服务业中，这个过程比较艰难，因为现在就业人口基本在人力资本上没有太多优势，未来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可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同时，这些人群进入城市之后，参与经济建设过程中，如果待不下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去什么地方，他所工作的地方和居住的地方不一致的问题不解决的话，我们消费的潜力就释放不出来，这种情况下服务消费也发展不起来。如果说农民工迟早要回家养老，或者子女完成教育、看病要在户籍所在地，他们在所工作的地方的消费意愿、消费能力也是释放不出来的。

另外，农民工在城里很难买房，农村土地是他唯一的资产，这种情况不利于农村、农业的工业化背景，不利于农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。如果他们在城里待不下来，农村的宅基地是不愿意流转起来的；如果流转起来，就没有财产性的东西可以依赖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影响。

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说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的形成，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问题，需要在供给端、消费增长方面做出具体的事情，否则很难形成新的发展格局。

关键点三：实现投资更合理的配置。

城市化率从60%到未来80%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一是这些人去哪里？二是能不能待下来？我们现在的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提供很多很精确的价格信号，来做出资源配置的引导。

引用哈佛大学的研究，城市层面上的人均发展水平和不动产投资的衡量指标，两者之间是非常显著的不相关，大量的不动产集中在人均GDP相对比较低的地方，这些地方面临人口流出的问题。这种情况下，存量资产大量地出现，未来如果对人口流向不做更多的分析，不知道人到底聚集在什么地方，按照过往投资布局的思路，可能还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、新的存量资产，效率比较低下。

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分析，现在中国的人口问题，主要在于结构问题上。比如88%的地级市人口严重不足，它的实际人口规模与最优人口规模是有很大差距的。最优人口规模是经济学的概念，它最容易产生新的产业，基础设施投资最合理，有最好的性价比。但未来在投资的引导方面，如果是一刀切、平均投资，显然很多城市将面临投资过剩或者无效投资，我们形成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就很难实现。

建议启动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

我结合REITs生态系统的建设，包括未来的发展，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政策建议。我们有没有可能启动“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、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”的新一轮改革，可以称作“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”。

有没有可能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范围扩大？把灵活的人员，包括农民工涵盖。有没有可能把社会资本，还有公积金部分的资金，包括市场机构结合在一起后，从地方政府控制的一些地价便宜的人才公寓、保障房开始，把它运营起来。运营起来之后，为这些公积金的缴纳者提供多层次的服务，除了以前的购房服务外，如果不想购房或者没有能力购房，可以提供长期的住房保障和补贴，纳入到公共服务的体系里。两者之间可以做一个测算，这两者服务是等价的，根据贡献决定是购房还是享受租赁住房的服务。

总体来讲，具体的建议为：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缴纳面，将灵活就业人员(含农民工)纳入公积金服务范围社会资本(公募REITs或是其他长期资本)、公积金部分资金、市场机构联合收购、运营、新建地方保障性住房、人才公寓、租赁住房，从供给端发力，为公积金缴纳者提供多层次服务。

这种方式有几个优点：

第一，有利于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，消除因“身份识别”形成的各种不平等。这样能真正释放出来消费的意愿或者消费的能力。

第二，将有利于盘活地方政府存量资产，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大量资产本身运营效率并不高，而且背后对应很多债务，通过这种方式盘活之后，有没有可能形成市场化的机构，把债务风险降下来。

第三，我们估测投资收益率将大大高于公积金现有收益率。一方面增加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积极性，另一方面公积金投资收益也能补充养老金的不足。

具体分析，假如以集体用地建设，租赁住房作为潜在标的物做测算，估测显示，在不用杠杆，用市场资本启动的情况下，投资收益率大概达到8%、9%。这有很大的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比如对缴纳公积金人员来说，提高了公积金的收益，他们更愿意参加缴纳。同时，这部分投资收益也可以在解决住房问题后，变成养老的第二资助，跟企业年金联系在一起，这是可以尝试的。

尤其是今年4月30日，中国证监会、国家发改委推出公募REITs的试点，未来底层资产沿着这个方向延展，带来的空间是非常开阔的。

从生态建设角度看，市场潜力非常之大，因为资本、资金、资产量都非常大，找到比较好的交易结构，把关键问题破解的思路结合在一起后，未来中国REITs的发展空间非常开阔。